“未出土时已有节，及凌云处尚虚心。”
如今，矗立在上海茂名路上的锦江饭店，依旧静默地注视着已过去的五十余载风雨沧桑。饭店的标志——一枚青色竹叶，出自女实业家董竹君之手，既是锦江饭店的象征，也道出了她自己坚韧不拔的生命轨迹。这枚竹叶不仅代表了一个酒店的标识，更像是一面旗帜，诉说着董竹君不畏艰难、挑战命运的故事。
从1935年锦江饭店正式开业至今，已经走过了87个春秋。那时，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流离上海，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。在她最困顿的时候，正是某位志士欣赏她的胆略和坚韧，将原本用于赴日本采购军火的2000元钱交给她，这笔资金成为了她创业的起点。董竹君用这2000元开了一家小餐馆，尽管规模不大，但却是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它便是日后锦江饭店的前身。
展开剩余84%从小餐馆到大菜馆，再到成为享誉上海的饭店，锦江饭店的壮大充满了艰辛与挑战，但也见证了董竹君从一个沦落的女人到蜕变为女实业家的惊人转变。她的成功故事吸引了无数名流，而她在事业上的成就也逐步赢得了社会的认可。
当时，文学巨匠郭沫若因困境而流离失所，董竹君曾特别嘱咐锦江饭店，照顾郭的饮食起居，郭沫若对此深表感激，曾赠诗表达谢意：“患难一饭值千金，而今四海正陆沉；今有英雄起巾帼，娜拉行踪素所钦。”这首诗，既为董竹君的坚定与勇气点赞，也勾画了她作为新时代女性的独特风采。
董竹君的命运，与她的时代息息相关。清朝末年，中华大地笼罩在不安定的阴影中，社会动荡不安，贫困和无助的环境几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名词。董竹君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悄然诞生。她于1900年2月生于上海洋泾浜的一个贫困家庭，父亲是黄包车夫，母亲则为洗衣工。尽管生活艰难，但她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增添了一些希望。父亲董同庆虽不识字，却深知知识的重要，竭尽所能送她到私塾学习，期盼她能够有所作为，改变家族命运。
然而，命运似乎并未因努力而改变，父亲因常年劳作而患病，家庭陷入困境。董竹君在9岁那年不得不辍学，贫困让家庭陷入困境，母亲为救父亲四处借债。面对外界债主的压力，董竹君的父母最终决定将她送入了“长三堂子”——一个妓院。这时，董竹君年仅13岁。
在妓院里，董竹君因其出众的容貌和歌喉，被称为“小西施”，她也成为了妓院中的一名“清倌人”，承诺不卖身只卖艺。尽管她心知这是无法自拔的深渊，但为了家庭的生计，她承受着内心的煎熬。然而，董竹君并未沉沦，反而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坚强逐渐脱颖而出，最终吸引了一个革命家——夏之时的关注。
夏之时，曾是四川副总督，革命党人，他不仅欣赏董竹君的才情与坚韧，还为她筹划着未来的出路。董竹君虽然深知自己的处境，但她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拒绝夏之时用三万大洋为她赎身的提议，提出了三个条件——她要作为正妻，而不是妾侍；她要去日本留学；回国后，二人要建立平等互助的家庭。这一决策，充分展示了她不屈的意志和远见。
最终，董竹君与夏之时成婚，开始了她的新生活。她在日本的留学岁月，成为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。她不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在日本，她的眼界得到了拓展，思想也愈加开放。
然而，婚姻中的矛盾也在悄然积累。夏之时虽然在革命中获得了不少荣誉，但性格中的传统封建思想与董竹君渐渐产生了冲突。董竹君，尽管身处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束缚中，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开始了实业生涯，创建了黄包车公司和女子织袜厂，逐渐脱离了传统女性的束缚，站到了经济独立的高地。
然而，她与夏之时的感情逐渐走向破裂。夏之时因政治风波失去了权力，开始沉迷鸦片，过上了堕落的生活。夫妻关系日益冷淡，最终在1929年，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离家出走，展开了新的人生旅程。
离开夏家后，董竹君虽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，却凭借着强大的韧性，继续开创着自己的事业。她在上海创建了锦江小餐馆，凭借着对川菜的深厚了解，吸引了众多食客。她的事业也因为独特的服务和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，渐渐壮大，成为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餐饮品牌。
然而，战争的阴云终究没有放过上海。1937年，随着上海沦陷，董竹君不得不带着女儿远赴菲律宾避难。在这些年里，她依旧未曾停止创业的脚步。等到1945年战后，她回到上海，合并两家店面，重新打造出锦江饭店，并将其捐献给了国家。
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，董竹君的事业依然蒸蒸日上，甚至成为了革命党和社会精英的资助者。她的一生，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历史，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面镜子，映射出了无数坚韧不拔的女性与时代的奋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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